来源：刑法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25年10月24日
《2024年全球犯罪学研究回顾与进展》
靳高风，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作者还有 朱盛楠、何洪宇；文章发布《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
根据对全球主要犯罪学研究期刊中关于犯罪问题研究文章的文献研究，对2024年全球犯罪学研究的区域分布、主要研究力量和主要研究主题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分析表明，全球犯罪学研究的区域性特征明显，不仅传统上犯罪学研究发达的北美地区、西欧等国持续保持优势，而且呈现出“全球南方犯罪学”“亚洲犯罪学”去殖民化的本土性研究迅速崛起的态势。从研究议题来看，移民及人口贩运问题、生态犯罪问题是研究的热点，新型网络犯罪和人工智能兴起对传统犯罪学研究范式的挑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犯罪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如青少年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等，在整合性理论研究、犯罪治理实践创新应用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一、引言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犯罪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外文学术期刊约200—300种。美国犯罪学学会（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列出了关于犯罪学研究的杂志和通讯（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ｎｄ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有331本。从期刊文章研究内容来看，涵盖犯罪学、刑事司法、法医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等领域方向，对犯罪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特征突出。为了保证研究文章样本的多样性和广泛性，本研究采用美国科学网（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缩略 为ＷＯＳ）的核心合集数据库2024年度数据。为保证选取文献的质量，主要选取了收录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的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ＳＣＩ、ＩＣ等的引文索引数据库。研究以“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为主要检索词，以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检索时段，对 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得到相关文献 585篇。为保证样本文献质量，通过进一步的人工阅读和筛选判断，剔除了会议论文、综述、会议摘要等文献101篇，最终确认484篇有效文献，选取的文献基本来源于200本国外关于犯罪学研究的期刊。在发文机构方面，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俄亥俄大学系统（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ｈｉｏ）、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系统（Ｔｅｘａｓ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等是发文较多的机构（见表1）；ＣｅｃｃａｔｏＶａｎｉａ、ＢｏｒａｋＡｒｉｅｌ等作者发文数量较多（见表2），高产作者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犯罪学、犯罪恐惧、警察合法性、技术犯罪治理等议题；在发文地区方面，犯罪学领域研究依然集中于北美、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见表3），其中美国犯罪学研究成果最多，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是美国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中国犯罪学虽然在应用层面贡献显著，但在理论创新方面与全球研究趋势相比显得薄弱。中国犯罪学研究更多关注国内问题，如未成年人犯罪、农村犯罪、留守儿童、电信网络诈骗和刑事政策的有效性等。这些研究尽管重要，但缺乏与全球犯罪学研究的深度对话。全球犯罪学正在扩展至跨国犯罪、海洋犯罪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犯罪等， 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中国犯罪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较少，这与国际学术期刊对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复杂性的要求较高有关。
根据对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暴力、风险、环境犯罪学、犯罪热点、绿色犯罪学等是研究的焦点。其中，暴力犯罪的研究不仅包括身体暴力、心理暴力、结构性暴力等行为本身，还包括对暴力产生的社会结构性根源的剖析；关于犯罪风险的研究更关注技术发展、全球化、环境变迁等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新兴犯罪；环境犯罪学和绿色犯罪学关注跨国环境犯罪、环境政策与犯罪治理；犯罪热点研究关注犯罪热点形成的区域性特征、犯罪空间分布和 通过环境设计进行犯罪预防的新方法等（见表4）。
二、区域性自主犯罪学研究兴起
从犯罪学的研究机构、期刊、论文和主题来看，北美和西欧犯罪学研究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传统欧美犯罪学外的区域性犯罪学研究的自觉性崛起和区域性自主犯罪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犯罪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关于非西方社会的非西方犯罪学不能再被忽视，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社会与其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Ｓｍａｎｄｙｃｈ＆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８）。Ｋａｌａｄｅｌｆｏｓ和 Ｎａｇｙ（２０２４）指出，历史犯罪学需要重新审视殖民历史与现代犯罪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提出从太平洋犯罪学（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的视角挑战犯罪学学科内的隐性偏见 （Ｆａｌｅｏｌｏ＆Ｆｕａｍａｔｕ，２０２４；Ａｍｏｓａ，２０２４）。刘建宏教授指出，应以反殖民路径和方法重构犯罪学研究，“亚洲犯罪学”（Ａｓｉ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和“南方犯罪学”（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是非殖民化犯罪学的最新发展和有希望的方向（余频、刘建宏，２０１８；Ｍｏｏｓａｖｉ，２０１９）。
（一）北美犯罪学研究：持续发扬实用和实证主义传统
北美地区作为全球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区域，是现代西方犯罪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其研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应用导向和实证主义传统。根据大量经过验证的实证数据和得到的研究结果来指导政策、决策制定，从而推动犯罪学研究更主动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即循证政策（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Ｐｏｌｉｃｙ）。北美犯罪学研究强调犯罪预防的实用性，特别是在环境犯罪学和情境犯罪预防（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缩略为ＳＣＰ）的研究中尤为突出。Ｆｒｅｉｌｉｃｈ和 Ｇｒｅｅｎｅ－Ｃｏｌｏｚｚｉ（２０２４）梳理了这类预防策略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要真正有效地应对犯罪问题，情境犯罪预防需要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相结合，其中环境设计（Ｃｒ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城市韧性、提升犯罪预防能力的有效工具 （Ｃｏｚ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４）。随着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北美的犯罪学研究越来越依赖数据驱动的方式。研究者们正在探索如何利用预测性警务工具（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Ｔｏｏｌｓ）提升刑事司法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精准度（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４）。
（二）欧洲犯罪学研究：侧重批判主义方法与关注多元不平等主体
犯罪学起源于西欧，以意大利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和德国李斯特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在扬弃刑事古典学派的基础上创立和发扬了犯罪学。后来犯罪学研究分别在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对犯罪行为的解释中迭代发展，犯罪学也逐步从西欧走向北美和全球的每个角落。荷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威廉·邦格 （Ｗｉｌｌｅｍ Ｂｏｎｇｅｒ，１８７６—１９４０）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犯罪原因分析，在批判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的基础上，揭示了犯罪与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
欧洲的犯罪学研究深受批判性社会学思想的启发，高度关注社会不平等和边缘化群体（Ｃａｔｅｌｌｏ，２０２４）。从“批判种族犯罪学”的角度切入，社会不平等以过度执法和犯罪标签化等形式对种族化犯罪的犯罪人和被害人的角色塑造产生了影响。Ｗｒｉｇｌｅｙ和 Ｋｏｕｍｅｎｔａｋｉ（2024）在 关 于“ＬＧＢＴＱ＋”群体的犯罪与被害情况的研究中指出，犯罪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异性恋视角，还应包含多种群体的相关经历。欧洲的“酷儿犯罪学”（Ｑｕｅ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研究发现，传统的研究视角可能将女性角色简化为“被害人”或“胁从者”，而批判性犯罪学则深入探讨了女性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是如何被标签化或边缘化的，突破了传统犯罪学的二元化视角的限制。
（三）南方犯罪学：“乌班图”式治理具有推广价值
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犯罪学研究，正逐渐成为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非开普敦大学的 Ｈüｂｓｃｈｌｅ（２０２４）提出了“南方蓝色犯罪学”（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ｕｅ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概念，展示了区域犯罪学研究领域的创新成果：从以犯罪为中心的视角过渡到了更广泛的海洋被害视角；突破以国家为核心的应对策略局限，鼓励并推动全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摒弃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采取更加尊重本土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因地制宜的情境导向策略；将分析框架从以人类为中心拓展到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组合体，明确海 洋 在 生 态 和 社 会 互 动 中 的 双 重 积 极 作用。这些具体内容的提出是正视并客观分析南非从被殖民统治到成立共和国，再到建立一个种族平等的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的结果，也是考虑到非洲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联合国对非洲环境保护长久关切的一个科学回应。
在南方犯罪学的相关研究中，特别是在非洲的社区治理方面，“乌班图（Ｕｂｕｎｔｕ）”哲学思想的应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不仅为降低犯罪率提供了重要帮助，还有效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和集体效能，在预防南非城市暴力犯罪方面的表现较为优异（Ｄｉｘｏｎ，２０２４）。Ｉｔｕｒｒａｌｄｅ（２０２４）阐述了南方犯罪学的理论基础是去殖民化，以及拒绝传统犯罪学的欧洲中心分析框架，并批评了传统北方犯罪学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殖民。南方犯罪学重视发挥社区参与和本土文化在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而传统北方犯罪学具有标准化和技术化的积累优势。通过南北犯罪学的对话交流，可以融合不同地区的犯罪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全面、更多维度的犯罪学理论体系。
南非“乌班图”思想倡导“仁爱、共享”，同中国 儒家“仁民爱物、天下大同”的理念不谋而合。“乌班图”思想和南方犯罪学研究、中国儒家思想和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彼此之间具有共通之处。这种思想共鸣为中南两国未来在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筑牢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四）亚洲犯罪学研究范式定型
亚洲犯罪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对非殖民 化的贡献上。刘建宏教授回顾了亚洲犯罪学的理 论研究与创新进展，讨论了亚洲犯罪学这一新型 研究范式对重构犯罪学的作用。学者们通过实 证研究检验了西方犯罪学理论在亚洲地区的适用 情境和语境，也为亚洲犯罪学研究框架的搭建和 学术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支撑，助推了亚洲犯罪学 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发展进程。《亚洲犯罪学》 （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作为亚洲犯罪学研 究成果的主要展示平台，通过对其在2024年发表 的34篇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 中在网络犯罪、青少年犯罪、边缘化群体的权利保 护、公共政策与社会干预措施、未来犯罪学研究等 多个领域。具体内容涉及但不限于对传统犯罪学 理论的检验，对新型犯罪的研判分析以及对犯罪 治理技术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年研究 的热点话题与方向。
亚洲犯罪学特别关注社会控制的地方化实 践，该观点在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国犯罪 学研究中得以呈现。平安中国的建设模式和相关 研究积累的经验，不仅为亚洲犯罪学的研究内容 添砖加瓦，同样也为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摹本；中国的 社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所衍生出的独特犯罪模式 和社会问题，也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实践场景； 当前，面向平安中国建设和全球安全治理，针对当 下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以总体国家安全 观为引领，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统筹发 展和安全，充分运用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技术治理和依法治理，实现了犯罪数量的持续 减少和群众安全感的持续提升。在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背景下，中国犯罪学尝试 自觉构建自主性、本土化和体系性、系统性的知识 体系：立足中国社会犯罪问题和犯罪治理实践，通 过学科交叉融合，逐步形成中国关于犯罪问题解 释和犯罪治理模式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而 构建中国特色的犯罪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为其他国家犯罪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
三、移民和人口贩运问题及研究成为热点
2024年7月29日，英国西北部绍斯波特发生了一起未成年移民持刀袭击舞蹈班儿童事件，引发了英国部分民众对移民的仇恨情绪，多个城市发生了 1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事件，并逐步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示威活动和大规模的聚集性骚乱事件。德国、美国等国家关于移民犯罪和移民权利保护的张力也越来越明显，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联合国的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来已有超过7万人在移民途中丧生，人们正在目睹社会中仇外心理和反移民情绪的死灰复燃，在移民背景下发生的 基于性别的暴力仍然普遍存在，并增加了另一层不公正。
（一）联合国积极推动解决全球移民危机的国 际合作
2024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ｎ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Ｃｒｉｍｅ）将现有的打击贩运人口全球方案和打击偷运移民全球方案合并为一个新的“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行动”全球方案。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执行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在关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中再次呼吁加强跨国合作、解决全球移民危机。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4年大会上也倡议：“促使全球移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实施了打击人 口贩运的一项综合战略，通过规范和政策、知识开发、机构间合作与协调以及技术合作，促进和支持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联合国持续为从业人员编制了指导办理人口贩运案件、被害人保护和援助的标准规范，进一步充实了供各成员国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使用的打击人口贩运犯罪信息与法律网络共享平台——夏洛克数据库（包括判例法数据库、立法数据库、文献数据库三个数据库），建立了全球同业人员在线互动交流学习管理系统——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问题知识中心。继续向各国提供立法援助、制定关于治理人口贩运方面的国家战略、开展研究和收集数据、支持各国加强刑事司法对策、促进国际合作、推进预防犯罪和提高认识、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和支持等技术合作活动。
（二）移民和人口贩运跨国犯罪猖獗
2024年的移民和人口贩运问题的研究内容与 当年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展现了犯罪学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关切与主动回应社会治理需要的能力。
欧盟与非洲国家为合作应对移民犯罪问题而 采取的“通过限制移民国的出境权以减少非法移民”的政策，揭示了社会实际情况与政策制定的内在矛盾。移民偷运往往涉及复杂的运作机制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各犯罪集团在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等多个国家之间勾连合作，通常还涉及腐败官员、警察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当代移民治理深陷“安全—自由”的辩证泥淖，政策制定者应思考如何在国家安全、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扩张之间寻求平衡。
2024年12月11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发布《2024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该报告的数据取自全球156个国家在2019—2023年期间发生的人口贩运案件。该报告显示：全球人口贩运问题因贫困、地区冲突和气候灾害等因素而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针对儿童和以强迫劳动、强迫犯罪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活动显著增加；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地区的人口贩运被害人数量大幅上涨。殖民时期的强迫劳动和跨国劳工迁移模式为现代跨境劳动力的流动奠定了基础。当前的国际劳工市场仍然受到殖民历史的深刻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跨国人口贩运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互联网等技术工具的使用也加速了人口贩运的跨国化进程。学者聚焦英国2009—2019年十年间人口贩运及相关被害现象的地理和人口统计学特征，重点关注人口贩运犯罪在特定区域的聚集态势，以及人口统计学因素是如何影响贩运行为的普遍程度的。Ｂｈｉｍａｎｉ等人（2024）运用社会技术系统理论（Ｓｏｃ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和网络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劳动力贩运网络的结构特征、社会技术和非法联系以及其中企业供应链参与者的角色。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为切实有效地解决劳动力贩运问题，不仅需要完善相关法律，还需要采取系统性的社会措施，包括提升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力度、增强劳动法执行的实际效果以及解决相关脆弱群体被贩运的社会经济条件困境。技术在助力和打击人口贩运中的双向 效果不容小觑，利用技术制定更为精准的预测、监 控和干预方案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东南亚网络诈骗团伙通过人口贩运 获取劳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网络诈骗活 动。一些国家是主要的来源国和中转站，这 一人口贩运问题对地区安全与发展造成严重威 胁。在移民执法与政策方面，许多现行政策未能 充分考虑历史遗留问题，殖民时期的奴隶贸易和 强迫跨国劳工迁徙模式为当代人口贩运提供了地 理、社会基础和跨国网络途径。北美和欧洲日益 严格的移民政策可能导致偷渡现象的复杂化，偷 渡者更多依赖高风险的非法途径进入目的地国 家。为治理跨国人口贩运问题，各国都制定了 反人口贩运的法律框架，Ｉｔｏ（2024）强调了这些法 律框架在应对跨国人口贩运方面的重要性，并提 出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执法部门之间的互动和 信息共享的必要性。然而，在现实中执行合作 仍然面临多重障碍：法律执行力度的差异、跨国执 法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间的政治、法 律障碍等问题，仍给合作打击人口贩运工作带来 诸多困难。中国历来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国际 执法合作。以东南亚为例，中国积极与东南亚各 国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建立了国际执法合作机制。 澜湄执法合作中心、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 法行动等在打击东南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人口贩运等跨境犯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泰 国、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开展持续打击偷运与 非法移民、电信网络诈骗、跨国毒品犯罪等活动， 为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四、生态犯罪研究持续得到关注
Ｌｙｎｃｈ（1990）在20世纪90年代环保主义兴 起的背景下，将犯罪学与环境保护议题结合，首先提出了“绿色犯罪学”（Ｇｒｅｅｎ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这一术语，也称为“生态犯罪学”，指出绿色犯罪学研究应包括环境、人类、动植物及相应的法律关系等内容。自此，犯罪学家经常以“绿色犯罪学”或“生态犯罪学”描述破坏生态、环境的相关犯罪及其危害，致力于引起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构建绿色地球的重视，同时唤起多学科共同关注全球生态治理。
（一）生态犯罪的外延逐步扩大
随着多学科学者对生态犯罪、环境犯罪议题 接纳度的不断提升，绿色犯罪学的研究内容持续扩展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边缘人群权益等中观范畴，涉及但不限于跨国犯罪、脏领犯罪、生物剽窃以及食品与农业犯罪。Ａｌｏｎｓｏ和Ｓｏｕｔｈ（2024）基于“同一健康”（ＯｎｅＨｅａｌｔｈ）的绿色犯罪学研究框架，提议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推动相关政策和执法的协同发展。与传统犯罪学主要关注违犯环境法律相关的犯罪行为不同，绿色犯罪学坚守生态中心主义立场，提倡将所有对生态系统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都纳入研究范畴，强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价值。生态系统从来不是人类法庭上的被告，而是我们所有罪行的终极审判者。这一警示性隐喻深刻诠释了绿色犯罪学的范式革命。Ｒｏｎｃｏ（2024）基于对人类如何控制和管理非人类动物议题的研究，提出了两个相关的研究方向：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制定更为适宜的动物管理策略；对非人类动物管理相关的文化、政治和媒体动态进行解构和披露。此类研究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可能对生态平衡带来的隐患。Ｈüｂｓｃｈｌｅ和 Ｂｅｒｇ（2024）的“蓝色犯罪学”（Ｂｌｕｅ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理论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绿色犯 罪学的研究范畴，将研究重点从陆地环境延伸至海洋，具体的研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海洋流动性的犯罪（海盗活动等）、依托海洋环境的犯罪（跨国毒品走私等）以及直接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犯罪（原油泄漏等）等。这种从陆地到海洋的 认知延伸，本质上是在重构一张生态犯罪现场全 息图谱。
（二）生态犯罪治理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
绿色犯罪学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生态保护 不仅要把目光放在生态环境破坏本身，更要深入 挖掘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社会正义的相关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规划生态犯罪治理的系统解决路 径，进而达到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齐头 并进的良好生态与社会效果。环境犯罪治理需要 关注直接的破坏行为及其危害，通过“补植复绿” “劳务代偿”等措施，将生态修复效果纳入量刑考 量标准，是恢复性司法（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在中国 环境犯罪案件中的具体应用之一。恢复性司法 措施的运用意在消除或减轻环境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但这些举措仍存在法律性质界定模糊、执行监督力度不够等问题。在应对不平等和政策薄 弱等深层次问题方面，整合生态女性主义 （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与绿色犯罪学，直观披露了男性 主导下的工业扩张和资源掠夺对环境造成的破 坏，而女性在一些环境灾难中则是直接的被害 人。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为绿色犯罪学研究提供 了新的工具，直观呈现了性别、权力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紧密联系。绿色犯罪学还涉及对环境犯罪被 害人的研究和对环境司法体系的批判，呼吁将 女性权利保护纳入社会发展的讨论当中，赋予女 性更多的话语权，推动制定更加公正的社会政 策，改善乃至消除环境问题中的性别不平等。
（三）生态犯罪系统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在生态犯罪防控中的组合政策对其他发 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绿色犯罪学的理念 和框架与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理论 核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契合。2021年 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视频讲话中提 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 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 和后劲。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 地球家园”。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中国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将建设生态 文明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与复杂的系统工 程，并积极履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危 机的国际责任，着力构建系统的生态环境安全治 理模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贡献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类似于西方“绿色犯罪学”的中国生态 犯罪学研究，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指 引下迎来发展时机，以系统理论研究指导生态环 境治理实践。但是，中国关于绿色犯罪学的研究 还不充分，明显落后于生态保护的现实实践，在全 球犯罪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数 据支持和案例分析方面。因此，绿色犯罪学或生 态犯罪学研究将成为中国未来犯罪学研究的主题 之一，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与全球犯罪学关于生态 环境犯罪问题的研究形成同频共振的态势。
五、网络犯罪和人工智能犯罪挑战传统犯罪学研究
2024年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网络犯罪对人类 社会安全的威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又加剧了这一威胁。
（一）犯罪学理论向网络场域延伸
网络犯罪包括从传统犯罪形式的数字化（如 网络诈骗）延伸到新型虚拟犯罪（如加密货币洗钱、黑客攻击等）。传统犯罪学关注的是以人为主体、基于物理空间的犯罪行为，网络犯罪的跨国性、隐蔽性和虚拟性使得相关人可以突破传统场域限制，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犯罪活动。
数字技术在当前被作为犯罪工具的同时也重塑了非法活动的互动方式。依托数字平台实施犯罪行为逐渐成为犯罪的主流趋势。一方面，这种平台化犯罪高度依赖数据，犯罪人通过数字平台收集与分析数据，精准获取目标用户与资源；另一方面，数据自身的特点与属性降低了犯罪的实施门槛，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关系变得更加间接，塑造了新的犯罪生态，削弱了传统执法手段的有效性。这也要求犯罪学研究必须紧跟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前沿犯罪技术与手段。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 导致网络犯罪显著增加。Ｇｏｎｃａｌｖｅｓ和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2024）的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街头犯罪（如盗窃、汽车盗窃、住宅入室盗窃和抢劫）显著减少， 而网络犯罪尤其是电信诈骗犯罪明显增加。 Ｈｏ等人（2024）将情境犯罪预防理论（ＳＣＰ）的 5 种主要策略和25种技术方法与ＩＳＯ／ＩＥＣ２７００２： 2022标准的网络安全控制措施相结合，通过对犯 罪学、网络安全和计算机科学中的人员和技术要 素进行多学科的理解，进一步增强网络犯罪预防 的效果。
2024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 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为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国 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该公约认为，滥用信息 和通信技术给社会带来重大的安全风险，这些技 术使犯罪活动的规模、速度和范围达到前所未有 的程度，网络犯罪对国家、企业、个人和社会福祉 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网络犯罪对被害人的影 响日益加大，保护弱势群体势在必行。公约强调 了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以及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为各会员国预防和打击网 络犯罪、保护人民及其在线权利、加强国际合作等 提供了工具和手段。中国一贯倡导并支持联合国 谈判并制定关于打击网络犯罪的全球性公约。 2022年以来，中国作为特委会副主席国，以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旗帜鲜明地倡导加强 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支持强化发展中国家能 力建设。
（二）人工智能犯罪威胁已开始显现
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Ｈｉｎｔｏｎ） 指出：“多数人认为ＡＩ的危害还离我们很远，我过 去也这么认为，觉得至少还要30至 50年，但我现 在不这么认为了。”全球网络安全机构派拓网 络（ＰａｌｏＡｌｔｏ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发布的亚太地区网络安全 预测显示，2025年深度伪造将被更加频繁地单独 使用或加入更大规模的攻击中。在亚太地区，深 度伪造已被用于多种非法用途，不仅用于传播谣 言，更有效的攻击是骗取企业资金。Ａｎｔｉ和 Ｖａｒｔｉａｉｎｅｎ（2024）对信息安全领域中的内部偏差行 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ｖｉａ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回 顾，指出随着ＡＩ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防护措施越 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涉信息安全犯罪行 为。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为精准诈骗、侵犯名 誉权、算法滥用操纵市场价格等犯罪提供了新的 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为犯罪预测 与预防提供支持，助力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嫌疑人 识别等方面的技术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快速发展，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正加速推进，技术驱动型犯罪将是 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需要整合技术伦理、法律和 信息科学的力量应对。2024年8月1日，全球 首部关于人工智能规制的法规——欧盟《人工智 能法案》正式生效，同时美国及法国、德国、意大利 也正在制定管控人工智能风险的监管法规。
（三）“人工智能 ＋犯罪治理”在中国的应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犯罪治理中的 应用发展迅速，预测犯罪模型已在多个城市的警 务系统中得到应用。隋晋光等人（2024）提出，中 国利 用深度时空图注意力网络（Ｄｅｅｐ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ｒａｐｈ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进行街道级别的 110报警事件预测，在精准犯罪预测和资源配置中 具有显著优势。随着 ＡＩ、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 析技术的不断发展，预测性犯罪学在理论上越来 越接近现实，同时还需要在法律、伦理和社会责任 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Ｓａｌａｚａｒ，２０２４）。中国重 视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建 议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 制度体系、伦理道德。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首创“算法备案 ＋内容安全清 单”机制，以防范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 益和数据安全等问题，但该措施使模型训练成本 陡增，可能抑制技术创新。
网络犯罪与人工智能犯罪的演进趋势已突破 传统犯罪学理论的解释边界，亟须构建技术治理、 法律协作和理论创新的协同治理框架。可以尝试 在技术治理维度，构建人工智能犯罪风险评估矩 阵，量化系统脆弱性与危害性等级；在法律协作维 度，推动电子证据标准化和司法人工智能协作平 台的建立；在理论创新维度，探索跨学科治理范 式，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技术、法律等多学科的深 度融合。
六、犯罪学传统议题研究的进展
近年来，传统犯罪学理论在应对快速变化的 社会环境和复杂的犯罪现象和新型犯罪行为方面明显有些捉襟见肘，其理论的不适应性、局限性明显。但围绕青少年犯罪、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等传统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以应对社会变迁、技术迭代带来的犯罪现象的变化。
（一）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进展
在主流犯罪学理论的检验和创新方面，Ｋｒｏｎｅｂｅｒｇ和Ｎｇｅｌ（２０２４）基于理性选择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威慑理论（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社会认知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分析青少年的感知决策集合（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Ｃｈｏｉｃｅ Ｓｅｔｓ）与威慑效应（Ｄｅｔｅｒ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之间的关系。青少年是否选择实施暴力行为受到社会规范、家庭环境和个体道德价值观的深刻影响，而相关因素的威慑效果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和心理特质情况。社会纽带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Ｂｏ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和日常活动理论（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的整合模型可以用于分析青少年多重被害的成因。情境行动理论（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框架下的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差异性分析与犯罪预防措施的制定，都应充分考虑到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Ｐｏｖｈ，２０２４）。厌倦感作为现代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行为与社会互动，理解并有效介入厌倦感的心理循环，可能成为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重要突破口。这一研究丰富了传统犯罪心理学关于犯罪动机的理解，为犯罪预防提供了新的视角。儿童、青少年时期与警察的非刑事性接触（Ｎｏｎ－Ｏｆｆｅ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ｃｔ）和犯罪性接触均对个体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行为产生负面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标签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同时为优化警察干预策略、预测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风险、更好地保护儿童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和方向。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但现有理论多是基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归纳得出的，缺乏跨文化的一般检验。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人（2024）的跨国研究旨在验证一般紧张理论（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ｏｒｙ）、社 会 学 习 理 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社 会 控 制 理 论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三种主流青少年犯罪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适性。尽管这些理论的核心构成要素（生活压力、社会关系、家庭背景、同伴、被害经历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它们对犯罪发生的作用程度。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网络欺凌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从现实生活中的欺凌者到数字空间中的虚拟身份主体的转变，使得传统犯罪学理论的解释力受到质疑，Ｔｏｒｏ－Ａｌｖａｒｅｚ（2024）聚焦网络欺凌（Ｃｙｂｅｒｂｕｌｌｙｉｎｇ）的成因机制，尝试构建一个包括新增旗帜理论（ＦｌａｇＴｈｅｏｒｙ）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在内的综合理论框架。在早期识别高风险个体的实践方面，Ｐｅｃｈｏｒｒｏ等人（2024）检验了“反社会性—犯罪性量表”（Ａｎｔｉ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ｙＳｃａｌｅ）在评估反社会行为和犯罪倾向中的适用性。
如何有效降低青少年的再犯率并更好地助力其重新回归社会，始终是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政策研究的重点。“宽严相济”政策（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Ｌｅｎｉｅｎｃｙ）试图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和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起诉制度，在应对青少年暴力问题时兼顾法律的威严和青少年的最佳利益。美国司法体系中对青少年判处终身监禁（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Ｌｉｆ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ｏｌｅ）刑罚的背后，也有对青少年犯罪的惩罚性与再社会化之间的平衡与考量。同样，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也受到了国外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Ｏｇｉｌｖｉｅ等人（2024）长期追踪昆士兰地区青少年的犯罪轨迹，发现较低的刑事责任年龄有可能加剧当地青少年群体在司法体系中的过度代表性，加深他们的污名化和社会边缘化，从而使其陷入犯罪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二）关于暴力犯罪的研究进展
暴力犯罪一直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 一。随着社会环境、技术手段及刑事司法政策的变化，暴力 犯罪的形式、成因及治理方式也在不断演变。
近年来，政治暴力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地 缘政治复杂的地区和政局动荡的国家表现较为突出。恐怖主义是政治暴力的极端表现。Ｋａｒａｓ（2024）通过文化犯罪学的视角，探讨了当代极右翼（ＦａｒＲｉｇｈｔ）的文化根源及其崛起，批评了当前反极端主义（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政策的局限性，并呼吁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应对策略。 Ａｓｋａｒ和 Ａｓｆａｒｉ（2024）展示了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反恐怖教育过程中，存在对恐怖主义的偏向性描述的现象。Ｍｕｒｉｌｌｏ等人（2024）基于环境设计理论（Ｃｒｉｍ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进行空间规划，对减少和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相对剥夺理论被应用于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实践中，剥夺感被视为其中的重要变量。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线上场域也成为极端分子活动的重要阵地（Ｓｃｒｉｖ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４），需要多加防范。
暴力犯罪的成因复杂且多样，通常涉及多个 层面的因素。暴力犯罪一般与个体的生活压力、社会孤立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Ｈｅｉｎｚｅｒｏｔｈ，２０２４）；当个人困扰未被转化为公 共议题时，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其社会根源。边 缘群体将结构性压迫催生的暴力行为编码为文化叙事的过程，本质上是将社会不平等这个公共议题转化为群体生存策略的一种具象化实践。在某些亚文化和边缘群体中，暴力行为往往被内化为维护尊严和身份的一种正当方式。Ｓｔｏｒｍ －Ｍａｔｈｉｓｅｎ（2024）基于对挪威奥斯陆街头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暴力叙事正常化”理论，即在特定群体的叙事中，暴力被形容为“游戏的一部分”（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ｍｅ）“尊重至上”（Ｉｔ’ｓＡｌｌａｂｏｕ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等，这些叙述模式让暴力在边缘群体中成为一种日常行为方式。
暴力犯罪的时空分析成为犯罪学研究的热门 方向，Ａｈｍａｄ等人（2024）通过对暴力犯罪进行空间—时间分析，揭示了马来西亚多个城市暴力犯罪的高发区域，并指出了环境特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显示，暴力具有历史承继性，某些区域由于历史上曾发生过重大暴力事件，因而更容易出现新的暴力行为（Ｓｃｈｎｅｌｌ，２０２４）。这种现象与这些“重犯”区域通常存在较高的社会脆弱性密切相关，使得居民在面对暴力时缺乏足够的支持和保护，从而引发更严重的暴力危害后果。网络场域的暴力研究同样值得关注。Ｔｏｒｏ－Ａｌｖａｒｅｚ（2024）认为网络暴力行为不仅源于个人的低自控力，而且受到虚拟社区规范的显著影响。通过采取“网络社会化模型”的干预方法，强化公民的网络使用教育，落实平台规则实施，可以有效减少网络暴力现象的发生。
（三）关于性犯罪的研究进展
当前性犯罪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涉及 性别、文化、心理、法律等相关领域，从单一行为分析逐步拓展并深入到社会权力结构与个体认知的交互作用分析。
诸多研究基于性别的视角探讨性犯罪的发生机制与被害模式。尽管大多数性犯罪人为男性，但女性在涉及儿童性虐待材料（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相关的犯罪中发挥一定作用，通常扮演协作或促成者的角色，她们的犯罪动机通常与经济压力、心理创伤或情感依赖有关（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Ｗｏｏｄｓ，２０２４）。从被害视角出发，Ｊｏｙｎｅｒ等人（2024）对成年期的性别化被害现象进行了比较分 析，阐述了性别差异在被害经历中的作用，研究 揭示了性别差异的生物学与社会学机制。由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相关犯罪行为中的不同预 期，男性性犯罪被害人常常面临公众的不理解，从 而产生更深层次的羞耻感，这种性别偏见也使得 男性被害人很少获得帮助和支持（Ｍｕｒｐｈｙ＆ Ｇｒｏｖｅｓ，２０２４）。也印证了性别差异既是生理现实，更是权力关系建构的认知牢笼。
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对性犯罪的发生也有着 深刻的影响。Ｈｏｒｎｉｎｇ等人（2024）通过对纽约市 内性交易市场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某些特定区域 和社会阶层结构相互作用，加剧了性犯罪的发 生。空间从来不是中立的容器，而是权力运作 的拓扑学表征。学术环境同样作为一个包含权力 结构的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平等和性暴力幻想的 问题。性别角色和权力不对等促使性别暴力在 特定社会文化中被默许甚至内化。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等人 （2024）关注澳大利亚教育环境中的性侵害防范问题，强调学校和社区需要共同努力，为学生营造更 为安全的环境。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发 展，性犯罪的传播途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社交 媒体特别是“电报”（Ｔｅｌｅｇｒａｍ）聊天室中，针对女 性的深度伪造色情内容被广泛传播。直播平台也 成为性犯罪的新兴渠道和匿名隐蔽空间，使得儿 童性虐待行为迅速发生和消失。此类犯罪呈现 出的隐蔽性和即时性，让传统的犯罪预防和法律 追责机制面临极大考验，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公 共交通中长期存在性骚扰问题，英国铁路网络中 的性骚扰情况非常普遍，但被害人和目击者的报 告率却极低（Ａｒｉ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２４）。许多性侵案 件由于证据不足、被害人和目击者不愿报告、性别 刻板印象和社会对女性被害人的普遍偏见等因 素，而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司法系统对性犯罪 的处理效果直接关乎犯罪预防与被害人保护的成 效，在对性犯罪案件的法律认定、调查取证以及审 判程序方面，ＶａｎＤｉｊｃｋ等人（2024）证实了情境分 析策略（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在提高性侵 害案件定罪率中的有效性。法律的目光不能仅 停留在犯罪行为的表象，更应穿透至案件背后的 细微之处，不断往返于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 通过进一步剖析案件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 景、被害人与相关人的互动关系等因素，更有利于 全面揭示案件的真相，减少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推进 公 正 审 判。在 犯 罪 预 防 方 面，Ａｒｉｅｌ等 人 （2024）评估了私人安保在火车站等公共场所中对 抑制性骚扰等不当行为的有效性。Ｋｗｏｎ等人 （2024）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剖析了韩国的涉性相关 命案的发生模式，展示了机器学习在揭示犯罪规 律、进行犯罪预测和预防过程中的潜力。
性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心理分析与治疗也是犯 罪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性犯罪人在面对社会 期望和自我责任时，往往会借助相关心理防御机 制来平衡内外责任，无形中提高了再犯的可能 性。通过心理治疗，性犯罪人也可以重新对自 我身份进行审视，并在社会中找到新的认同，从而 降低再犯的风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性犯 罪人的再犯行为呈现出复杂性。Ｌｕｓｓｉｅｒ等 人 （2024）通过对过去几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性 犯罪再犯率的变化和社会政策、心理治疗方法的调 整密切相关。性侵被害人往往承受了极大的心 理压力。Ｖｏｓｓｌｅｒ等人（2024）倾听了性侵被害人在 工作场所中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性侵被害人对这 些经历的叙述不仅是对过往创伤的表达，也是将隐 性痛苦转化为显性记忆与重塑自我身份的过程。
七、余论
2024年度全球犯罪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学科 融合趋势，研究范畴涵盖传统的暴力犯罪、青少年犯罪等，同时，新型技术驱动型犯罪，特别是网络空间与人工智能的犯罪异化现象已成为重点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犯罪类型的边界，形成了多维度知识体系。区域性犯罪学研究的异军突起正在重塑犯罪学的知识生产模式，通过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认知范式，强调本土性知识体系与全球化语境的辩证关系，推动了全球犯罪学理论的去殖民化进程。尽管中国在犯罪预防技术应用、社会控制模式创新等领域贡献突出，但在犯罪学理论建构、跨国犯罪治理体系研究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亟待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构 建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理论体系，进而推动全球犯罪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