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刑法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25年10月25日
刑法上的概念是否需要根据其他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其含义？这一点应当是否定的｡正如前田教授在该文中所言，早在1903年，日本大审院就已经明确表示：刑法上的“物”的概念虽然以民法的定义为基础，但对盗窃罪中“物”的概念，应当根据盗窃罪的罪质，以符合处罚目的的方式加以界定，同时还应考虑可罚性与当罚性｡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司法实践对刑法中的“财物”虽然没有按民法典的规定来解释，而是包括了民法典中的债权等财产性利益，但仍然有一些概念存在争议｡例如，作为串通投标罪的行为主体的投标人与招标人，是否只能按《招标投标法》进行解释？刑法理论上就存在不同观点｡例 如，A公司就一项重大工程招标时，意欲投标的B公司委托C公司代理投标事项｡C公司的甲为了能够使B公司中标，而与A公司中参与管理投标事项的乙串通，乙将其他投标公司的投标报价告诉给甲，甲以最低报价使B公司中标，导致重大工程遭受损失｡甲与乙的行为是否成立串通投标罪？《招标投标法》第8条规定:“招标人是依照本法规定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25条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据此，A公司与B公司分别是招标人与投标人，C公司以及甲与乙都不是招标人与投标人｡但是，不能完全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解释《刑法》第223条所规定的招标人与投标人｡(1)刑法规定串通投标罪，是为了保护招标投标竞争秩序，但并不是只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才能侵害招标投标竞争秩序｡(2)《刑法》第231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这表明，《刑法》第223条所规定的串通投标罪，不仅没有排除自然人犯罪主体，而且其规定的就是自然人主体｡倘若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解释《刑法》第223条的招标人与投标人，就意味着自然人不可能成为串通投标罪的主体，这便违反了刑法的规定｡(3)在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既可能是招标､投标的法人或者单位之间进行串通，也可能是主管､负责､参与招标､投标的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就招标投标事项进行串通｡倘若将后一种情形排除在串通投标罪之外，必然不利于保护招标投标竞争秩序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应当将《刑法》第223条中的招标人与投标人，解释为主管､负责､参与招标､投标事项的人｡这一解释虽然不符合《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但符合刑法的规定｡换言之，作出上述解释，既不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会损害法秩序的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