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推荐丨汪明亮：构建与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刑规定相适配的理念体系及应对措施

来源：尚权刑辩

发布日期：2025年10月30日

一、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的处理仍面临挑战
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需要法治化保障。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刑规定，以限制公权力滥用、保护民营经济主体合法权益为核心，明确刑事法治边界，筑牢权益防护网。最高法、最高检通过出台专项指导意见或实施要求细化落地路径，上海市也制定相关条例提供指引。但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多为经济犯罪，属法定犯或秩序犯，难以套用传统刑事法理论进行处理。传统刑事法规制逻辑与框架围绕自然犯构建，与经济犯罪的专业性、复杂性、涉众性适配差距明显，导致案件处理面临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罪与非罪界限难把握等挑战。因此，虽有法律保障与实施配套，仍需构建与该法涉刑规定适配的理念体系及实践措施，以实现依法保护民营经济的初衷，为其高质量发展扫清刑事法治障碍。

相较于自然犯，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在五个维度呈现出特殊性。其一，涉案自然人多为高智商群体，其犯罪行为危害显著，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亦突出，故判断其危害需建立利害平衡思维。其二，犯罪动机核心是牟利，主观意图围绕经济利益，行为嵌入经济活动，与自然犯动机差异大，认定主观恶性需结合商业语境与市场规律。其三，危害具有易变性，会随经济环境、技术迭代、社会认知等动态调整，不能机械套用自然犯的危害判断标准。其四，犯罪诱因与国家政策深度相关，产业、货币、监管政策等会影响犯罪动机与空间，适用刑法需考量政策因素。其五，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特征，案件同时涉及两种法律关系且相互交织，需坚守法秩序统一原则，避免法律适用冲突。此类特性交织叠加，共同形成了该类案件特有的司法处理困境。故而，亟须构建适配的理念体系与应对举措，确保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刑规定落地见效，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构建与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刑规定相适配的理念体系

为突破该类案件面临的司法处理困境，既要坚守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传统刑事法治原则，也要树立与之相适配的理念导向，确保刑事司法活动与民营经济保护需求同频同步、精准呼应。

一是治罪与治理并重理念。此理念要求既用事后刑罚惩治犯罪，也主动干预犯罪成因、防范潜在危害，还为犯罪人回归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其核心是明确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刑法适用的三重目标：打击已发犯罪、预防潜在风险、助力犯罪人合法经营回馈社会。因民营经济犯罪主体对社会影响具有双重性，既是潜在市场秩序破坏者，也可能是经济发展推动者。故刑法适用需平衡治罪与治理：既以惩戒防其再犯罪，也给予其回归经济活动的空间，使其继续助力经济发展。

二是凸显社会效果理念。在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刑法适用中，社会效果是核心考量，这是司法回应社会需求、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关键。一方面，社会效果首要体现为实质保护被害人权益，这是防范群体性事件、彰显刑法公正、增强公众法律认同的关键。以涉众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被害人核心诉求是挽回经济损失，刑罚惩戒仅为保障手段。若司法机关片面追求刑罚威慑，忽视追赃挽损，易引发新矛盾、损害司法公信力；反之，将法益恢复作为出罪参考或从宽依据，促使犯罪人退赃退赔，能最大程度弥补损失、修复社会关系，让司法结果契合社会期待。另一方面，社会效果需正向引导与保障经济活动。“三新经济”是经济升级、激发活力的核心动力，关乎就业与产业转型。若对其涉刑案件简单套用传统刑法规制逻辑，将轻微冲突的探索性行为入刑，会扼杀创新、挫伤积极性、阻碍产业升级，与司法服务大局目标相悖。因此，需通过完善配套法规明确边界、强化合规监管引导自律，平衡规制与保障，让刑法适用护航“三新经济”规范发展，实现司法与经济社会发展效果的深度融合。

三是慎刑理念。民营经济活力依赖自由竞争与创新，过度刑事干预会抑制市场活力。该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办理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时，秉持审慎、善意原则，严格区分违法与犯罪、正常经营与恶意违法，避免将轻微违规、合同违约、政策理解偏差等非犯罪行为升格为刑事犯罪。例如，民营企业因政策不明晰实施轻微违法且无严重危害的，应优先用行政监管、民事调解等非刑事手段处理，而非直接动用刑事强制措施。其核心实践标准是“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以降低刑事司法对民营经济的负面影响，留存企业发展空间。

四是法秩序统一理念。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普遍跨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法律领域，若不同法律部门的适用标准不一，将导致司法混乱，严重损害民营经济主体的法律预期。法秩序统一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在刑法适用过程中，统筹三类法律规定的适用逻辑，确保法律评价的一致性。具体而言，判断某一经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应遵循民商法优先审查、行政法次之判断、刑法最后评价的逻辑顺序，坚决避免刑事优先思维引发的法律适用冲突。同时，民商法、行政法明确保护的权益，刑事法应予以认可；民商法、行政法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刑事法不应轻易认定为犯罪。

五是破“三唯”定罪理念。“三唯”定罪是指法院审理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时，仅凭严重后果、犯罪行为类型或认罪认罚情节，忽略主观故意、因果关系等构罪要件，淡化庭审实质化直接定罪，在合同诈骗、虚假诉讼等案件中常见，成因复杂且危害大。诱因方面，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的刑民交叉属性致定性处理难，当事人常以聚集上访、舆论施压迫使刑事立案，公安机关立案后若采取强制措施或成立专案组，司法机关难以撤案；地方保护主义推动下，部分公安机关为地方利益将经济纠纷刑事化，敏感案件中审委会或不顾合议庭无罪倾向定有罪；此外，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案件，即便定性有争议，法院也可能因顾及与公检配合难以否定结果。破“三唯”除了需坚守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原则之外，还需两项措施跟进：一是加强案件全流程管控，出台刑民交叉案件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强化公安法制部门立案审核和检察机关监督，解决民事执行难，严禁政府要求将经济纠纷刑事化，追责违规跨省抓捕者；二是保障法院独立审判权，重大疑难案件若有罪与非罪争议，审委会作有罪判决时，需将合议庭无罪意见作为重要量刑参考因素，保障司法公正。

三、构建与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刑规定相适配的应对措施

适配理念的落地需要具体措施支撑，可从出罪事由、定罪模式、涉案企业保护、权益救济四个维度，构建四项核心应对措施，破解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刑规定刑法适用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一是引入法益恢复出罪机制，拓宽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出罪路径。该机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发后通过退赃退赔、补缴税款等行为修复被侵害法益，进而获得从宽处理甚至出罪机会的制度安排。它能有效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涉案民营企业预留改过自新空间，避免企业因一时过错陷入经营困境或倒闭，最大程度降低刑事追诉对市场经济活力的影响。其适用范围需满足两项核心要件：一是排除涉及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等不可逆人身法益的犯罪，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二是仅限侵害财产所有权、经营性利益等可通过返还、退赔等实质恢复的纯粹财产性法益案件。对符合要件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依法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根据情节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二是探索“以刑制罪”定罪模式，精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该模式思路为：文义射程内若有两种以上解释方案，以刑罚妥当性为决策依据；若初次解释预见刑罚不当，则重新探索更妥当的处罚解释方案，即依犯罪行为应担刑事责任轻重，选最恰当罪名。此模式可应对刑民交叉、法条竞合等疑难案件，还能避免刑罚不当，契合政策需求与公众认同。如某新三板操纵证券案：挂牌公司实控人甲某因市场不活跃，与乙某约定拉抬股价后减持，乙某用实控账户操纵股价，联合销售团队诱骗投资人高价接盘，甲某减持数千万元。二人涉操纵证券市场罪与诈骗罪，若定诈骗罪或面临无期徒刑，考虑新三板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及甲某公司创新能力与减持目的，依“以刑制罪”模式建议定操纵证券市场罪。

三是健全企业托管制度，保障涉案民营企业持续经营。企业托管是指民营企业或其实际控制人涉罪时，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协商，委托专业主体托管涉案企业，核心是保障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避免企业经营中断。创设该制度本质是追求涉案财物处置最优效能，虽托管需投入运营成本，但相较企业涉案倒闭引发的员工失业、产业链断裂、地方经济受损等连锁损失，能有效规避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助力经济平稳发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完善此制度需从顶层设计发力，即加快构建专门化法律体系，制定针对性法规，明确托管主体资质、权利义务、操作流程。

四是确立归入权返还制度，保障民营企业内部反腐权益。归入权是指公司依公司法或证券法，将董监高违反法定义务的所得收归己有的权利，学界对其性质有形成权说、请求权说等四种观点。公司法明确归入权来源分两类：一是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挪用资金等六种绝对禁止行为所得；二是第一百八十二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除法定程序外，不得与本公司交易、谋取商业机会、经营同类业务等三种相对禁止行为的所得。多数归入权情形可通过民事、刑事途径救济，但民营企业董监高“利用职权贿赂”所得存在刑法救济障碍。研究显示，司法机关对民企高管受贿案赃款一律上缴国库，而该所得属民企归入权重要组成，此举导致民企经济损失未获保障，影响内部反腐效果与积极性。因此，需在民营经济主体涉刑案件中激活归入权返还制度：当董监高“利用职权贿赂”所得，有证据证明其行为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时，司法机关依刑法第六十四条，将赃款返还民营企业。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汪明亮，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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