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刑法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25年11月18日
原文作者简介：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生，湖北仙桃人。兼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等；曾为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东京都立大学客员研究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出版个人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思维导图
阅读札记
张明楷教授此文，以“拒执罪”在司法实践中“构成要件不明确”与“规制不到位”的矛盾为切入点，从“保护法益”这一原点出发，层层递进，精细解构了“拒不执行”的内涵，“有能力执行”的时点，并厘清了“阻却犯罪事由”。其核心价值在于，为“拒不执行”划定了“作为化”的边界，为“有能力执行”确立了“实际支配”的标准，有力回应了司法实务中“单纯不作为”是否入罪、诉讼前转移财产如何认定等核心难题。
一、论文核心框架
本文的论证逻辑，围绕“拒执罪的精准认定”这一核心展开，结构严谨，层层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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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保护法益） ：首先，文章确立了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判决、裁定的顺利执行（国家法益）”与“权利人的人身与财产法益（个人法益）”的复合法益。这一定位是后续所有分析的基石，它要求行为必须同时侵犯这两种法益才可能构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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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构成要件） ：文章集中辨析了两个最关键的构成要件：
（1）“拒不执行”：论证本罪虽为不作为犯，但其“拒不”必须通过积极的作为来体现，单纯的消极不履行，不应入罪。
（2）“有能力执行”：论证其判断基准应是“裁判生效后”，核心在于行为人对财产是否具有“实际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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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罪（阻却事由） ：在明确入罪标准后， 文章从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层 ，系统梳理了五种阻却本罪成立的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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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点（实践反思） ：最后，文章回归实践，强调破解“执行难”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刑罚的重度介入。
二、核心观点与原文论证
（一）保护法益：复合法益说的规范证成
核心观点：
拒执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即“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顺利执行”（国家法益）与“权利人的人身与财产法益”（个人法益）。二者同等重要，行为必须同时侵犯这两种法益，才成立本罪。
论证过程：
1.批判“国家法益说” ：文章首先批驳了将法益限定为“国家审判制度”或“执行活动”的观点。
（1）过于抽象：“审判制度”的表述过于宽泛，无法指导构成要件的解释，且易与伪证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等相混淆。
（2）脱离实际：如果只保护“执行活动”这一国家利益，就忽视了本罪设立的根本目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文章引用数据指出，2023年全国法院来信来访反映有财产拒不履行的案件达65550件，这充分说明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包含人民群众的个人法益。
2.批判“个人法益说” ：文章同样不赞成仅以“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利益”作为保护法益的观点。
（1）范围过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裁判，不仅涉及财产，还大量涉及人身权益。例如，2024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明确提到了对抚养权、探望权等“人身权益”的协助执行义务，以及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形。仅谈“债权”无法涵盖这些人身法益。
（2）模糊罪质：忽视了本罪“妨害司法”的本质。国家设置强制执行制度，本身就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
3.确立“复合法益说”及论证：
（1）法益内容：国家法益具体化为“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顺利执行”；个人法益具体化为“权利人的人身与财产法益”。
（2）为何必须复合：文章论证，这两种法益同等重要且不可分割。国家之所以保护“裁判的顺利执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人身与财产法益”；反之，如果只侵犯了个人法益（如单纯的民事违约）而未妨害司法执行，或者仅妨害了执行程序但未侵犯个人法益（如权利人已放弃权利），均不成立本罪。因此，只有当行为同时侵犯了这两种法益时，才符合拒执罪的本质。
（二）“拒不执行”的认定：不作为犯的“作为化”限定
核心观点：
拒执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拒不执行”，其本质是不作为犯。但张明楷教授强调，单纯的消极不履行（单纯的不作为）不构成本罪；“拒不”必须通过积极的作为方式表现出来（如隐藏、转移、毁损财产，暴力、威胁阻碍执行等），且必须达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严重程度。
论证过程：
1.“拒不”型犯罪的体系解释：
文章首先将《刑法》分则中所有含“拒不”的罪名划分为四类：
（1）单纯不履行义务（如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
（2）经责令后仍不履行义务（如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
（3）作为与不作为的竞合或结合（如危险作业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
（4）明文规定以暴力等作为方式不履行（如抗税罪）。
张明楷教授认为，拒执罪的“拒不”应属于上述第三、四种类型。第一、二种类型之所以处罚“单纯不作为”，是因为其保护的法益极其重大（如军人生命、国家军事安全）。而拒执罪的法益层级显然未达到该高度，且执行裁判通常意味着被执行人利益减损（期待可能性降低），因此，从法益平衡与刑法谦抑性出发，不应将“单纯不作为”纳入拒执罪的处罚范围。
2.刑民制度的衔接：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如查封、划拨、拘留、罚款）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单纯不执行”而设立的。如果“单纯不执行”即可构成拒执罪，那么强制执行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也违背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3.对《立法解释》与《解释》的限缩：
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规定的前四种情形，均要求“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结果。文章认为，如果法院只要强制执行就能够执行，就不属于“无法执行”。
文章对2024年《解释》第3条持批判态度。张明楷教授认为，法院在送达各种通知书、预告书，乃至采取了罚款、拘留后，行为人“仍不履行”，这在性质上仍然是“单纯的不作为”。此时，法院应当做的是直接强制执行（如强制迁出房屋），而不是“怠于履行强制执行的职责”，转而将案件移送公安启动刑事追诉。在“张某友、李某华案”中，法院完全有能力强制清场，却以“拒不迁出”移送侦查，这种做法混淆了民事强制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三）“有能力执行”的判断：裁判生效后与财产支配权
核心观点：
“有能力执行”的判断，时间基准应是“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其核心标准是，在裁判生效后，行为人对可供执行的财产是否仍然具有“实际的支配权”。
论证过程：
1.判断的基准时点：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71号（毛某文案）肯定了拒执罪“有能力执行”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在裁判生效前，当事人尚不负有刑法上的执行义务。
2.核心在于“实际支配”而非“曾经拥有”：
（正例）在“潘某乐案”中，潘某乐虽在诉讼期间（裁判生效前）将70万存款转移至其子账户，但在裁判生效后，他事实上仍能支配该笔款项，却拒不履行。这被认定为“有能力执行”。
（反例）文章举例，如果行为人在诉讼期间因赌博输掉了全部财产，导致裁判生效后确实丧失了履行能力，则不应认定为“有能力执行”。“此外,如果行为人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但是,在裁判生效后,没有实施伪造、毁灭、隐匿有关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等行为, 没有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行为人的财产状况的,也不能以拒执罪论处。”
3.对《解释》第6条的限缩适用：
2024年《解释》第6条规定“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转移财产，生效后拒不执行的，可认定为“有能力执行”。
（1）文章指出，不能对此作扩大解释。必须是“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状态持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即行为人在裁判生效后“依然能支配所隐藏、转移的财产”，才能适用该条。
（2）文章明确否定了在此适用“原因自由的不作为”法理，因为行为人在诉讼期间（原因行为时）尚不具备“执行义务人”的身份，不符合该法理的适用前提。
（四）阻却犯罪事由：五类出罪情形
核心观点：
存在五类情形时，阻却拒执罪的成立。这五类情形分别对应了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层。
论证依据：
1.裁判缺乏合法性（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
《立法解释》明确规定本罪的对象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裁判本身不合法，或者执行程序不合法，则该裁判不具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该裁判的行为，没有侵犯法益，不构成本罪。
2.因执行和解或执行外和解（阻却违法性）：
无论是诉讼中经法院确认的“执行和解”，还是双方当事人私下达成的“执行外和解”，其本质都是权利人（申请执行人）基于真实意愿，同意被执行人不履行或变更履行原裁判内容。例如，在“王某与刘某物权保护纠纷案”中，双方私下达成协议，既然权利人本人同意，其法益未受侵犯，原裁判的“顺利执行”这一国家法益也失去了保护的必要，行为不具违法性。
3.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阻却违法性）：
同时履行抗辩权（《民法典》第525条）是当事人的实体法权利。文章批判了“袁某案”的判决，该判决错误地认为“抗辩权属实体法规定，不能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从而判决袁某构成拒执罪。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使合法的民事权利（要求对方同时履行），不具有违法性，当然阻却犯罪成立。因为裁判的顺利执行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法益，而行使抗辩权正是在保护自己的法益，并未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
4.将财产用于履行其他合法债务（阻却违法性）：
核心法理在于“债权平等”原则（在法律效力上，物权有优先权、排他性，而债权则无）。在“沈某案”中，沈某将拆迁款用于偿还其他真实、合法的债务（孙某、夏某等），导致无法执行法院判决。文章认为，法院的判决并不会使某个债权“优先于”其他未判决的合法债权。沈某偿还其他合法债务的行为，没有破坏法秩序，不具违法性。（反之，如果偿还的是虚假债务，或将款项用于非履行债务的入股投资等，当然不阻却犯罪成立。）
5.缺乏期待可能性（阻却责任）：
刑法不强人所难。如果执行裁判将导致被执行人陷入生存困境，则应认为其缺乏期待可能性，阻却责任。例如，判决要求迁出房屋，但被执行人迁出后将无处居住；或要求退出土地，但土地上的农作物尚未收获且无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要求其履行义务，有违人性，不应以犯罪论处。
三、实践启示与总结
通过对张明楷教授论文的梳理，可以得出拒执罪认定的核心规则与启示：
（一）实务认定核心规则
法益双重侵犯：必须同时妨害了“裁判的顺利执行”和“权利人的人身/财产”法益。
行为积极作为：必须有“隐藏、转移、毁损、暴力、威胁”等积极作为，且导致“无法执行”的后果。单纯消极不履行、法院能强制执行的，不入罪。
能力实际支配：必须在“裁判生效后”对财产仍有“实际支配权”。
合法事由排除：必须审查是否存在裁判不合法、执行和解、同时履行抗辩权、偿还合法债务、缺乏期待可能性等五类出罪事由。
（二）“执行难”破解的实践启示
论文结尾的观点发人深省：破解“执行难”的社会难题，不能、也不应依赖拒执罪的“大量适用”。
“执行难”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其根源在于财产发现、信用惩戒、部门协作等多个方面。刑法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必须保持谦抑性。如果将本应通过民事强制手段解决的“单纯不履行”案件，错误地升格为刑事犯罪，不仅可能造成“刑罚的滥用”，激化社会矛盾，更可能因违背刑法基本原理而削弱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在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强制执行公告、涉嫌拒执罪预告书之后，行为人单纯不执行裁判的,就更不应以犯罪论处。”
四、个人研读体会
张明楷教授的文章不仅为拒执罪的司法认定提供了规范指引，同时也为法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三点深刻启示：
（一）论证结构：“争议—破立—闭环”范式
文章对每个核心议题均遵循“梳理理论争议—否定片面观点—确立核心主张—多维论据支撑”的逻辑闭环。这种结构避免了观点悬浮，通过批判现有观点凸显了核心主张的针对性与必要性。
（二）内容取舍：聚焦核心争议，小切口深分析
面对拒执罪的多重理论与实务争议，张明楷教授聚焦“保护法益、构成要件、阻却事由”三大核心议题。每个议题仅围绕最关键的争议点展开。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技巧，使文章内容高度集中、逻辑清晰，有效地提升了论证的说服力和可读性。
（三）论据选用：跨领域融合与规范整合
论文突破单一刑法领域的局限，融合了民法（债权平等、同时履行抗辩权）、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官方数据，形成了多维度论据矩阵。这种“跨学科、多场景”的论据选用方式，增强了观点的学术深度和实践关联性。
本篇阅读笔记作者：邓振融，广西大学法学院2024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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