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勤律师事务所
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0日
有时候，一个刑事案件和律师之间的距离，只隔着一通电话。
对当事人和家属来说，那往往是他们鼓起很大勇气才拨出去的号码；对律师来说，这可能是今天接到的第N个咨询电话。
中间差着巨大的情绪落差、信息不对称，还有时间的缝隙。
这几年下来，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很多案件，分出层次、走向不同结局的节点，其实并不是在庭审那天，而是在最开始那几通电话里——有没有把事说清楚，律师有没有问到关键点，双方有没有对上频道。
在《为有辩护来》这个专栏里，我更愿意把这些“看上去不重要的小事”摊开讲一讲。
因为对刑事案件来说，它们一点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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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是一个家庭的临时指挥部
大多数打给我的第一通电话，开头都差不多：“郭律师，我们家人被带走了，现在人不在家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特别着急……”
说话的人声音发抖、语速很快，信息一股脑地往外涌：在哪儿被带走的、是什么人通知的、有人说是经济问题、有人说是被人举报、还有人说只是“配合调查”。
最常见的一个状态是：所有人都在说话，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打电话的那个人，往往临时被推上台：“你跟律师说。”“你口齿清楚，你来讲。”“我现在没法说，你替我问问。”
于是，这通电话成了一个家庭的“临时指挥部”：信息往他耳朵里挤，他再往我这边转述。
转述的过程中，时间被弄混了，地点被弄乱了，别人的猜测被当成了事实，情绪和事实纠缠在一起。
这时候，律师是可以选择的：要么顺着对方的情绪安慰几句：“你先别着急，案子没那么严重，等我们慢慢看材料。”要么把电话当成第一次正式工作，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把它当成案件的一部分。
我自己的习惯，是从第一句话起，就进入办案模式。这不是职业习惯，而是我知道：如果第一通电话就跟着情绪走，后面很多东西就要靠碰运气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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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有效的电话，至少要说清这三件事
对家属来说，他们最想说的是“我们有多冤、多着急”；对律师来说，第一步必须先搞清楚“人在哪儿、案子在哪儿、人处在什么状态”。
所以，我接电话的前几分钟，基本都围绕三类信息在转：
第一类，是“人在哪儿”。
是在派出所，还是已经转到了看守所？是传唤还是刑事拘留？还是已经收到逮捕通知书？有没有办案民警打过电话、留过姓名和联系方式？
这些信息，决定了这是不是一个需要马上行动的节点。有的案子，现在不动，之后也许还有机会；有的案子，错过了这几天，后面很多程序就已经被默认了。
第二类，是“案子在哪儿”。
案件大致是什么类型，经济类、暴力类，还是网络类、数据类？是有人报案，还是单位内部移交？当事人之前有没有被询问过类似的事情，有没有配合过调查？
这关系到后面要不要尽早做合规梳理、补证，还是更多在做厘清事实和调查取证的工作上。
第三类，是“人处在什么状态”。
当事人是在极度害怕、随便签字的状态，还是比较冷静？家属内部是团结一致，还是已经出现了分歧？是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还是人人都在撇清关系？
刑事案件的每一步，最后都落在人身上。同样的事实和证据，在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下，会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
很多时候，一通电话里未必能把所有细节讲清，但只要这三件事能大致说清楚，
律师就能形成一个初步的“案件地图”：知道这个家庭此刻站在什么位置，向前走的每一步，大概有哪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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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轻易给结论，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职业底线
很多家属在电话那头，最想听到的是一句话：“这案子严不严重？”“会不会判刑？”“大概要判几年？”
如果律师在电话里利索地给了一个肯定回答，短期来看，家属会觉得这位律师“有经验”“有底气”；但从办案的角度讲，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开始。
因为刑事案件从来不是按案由报价的：同样是职务侵占，三十万和三百万，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样是诈骗，有没有组织，有没有退赔，有没有前科，差别极大；即便是轻伤、重伤，具体是怎样发生的、现场有什么证人，也会让案件走向完全不同的路线。
没有阅卷，没有见到当事人，只通过第二手转述就给出“判几年、缓不缓、抓不抓”，本质上只是一种“情绪满足”，并不是专业服务。
所以，当我在电话里，对家属说出那句：“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能负责任地告诉你判几年、能不能判缓。”
这并不是在推脱，而是在告诉他：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在电话里赌一个结果正确率，而是把该做的工作一步步做扎实——从会见、阅卷，到法律意见书、听证和庭审。
有时候，家属会有点失望：“那别人都说了个差不多的数。”
我能做的，是坦诚地把话说开：“如果你只是想听一个数字，我现在当然也可以给你编一个。但如果你希望找一个真正负责的律师，我们就按程序来，一步一步把事情往更好的方向推进。”
刑事辩护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预测结果，而是让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尽可能站在对当事人有利的位置上。而这一点，没办法在几分钟的电话里打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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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掉电话之后，我们在做什么
很多人以为，电话挂断之后，律师那边的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但对我来说，真正的工作往往是从电话之后才开始的。
通常，我会做几件比较固定的事：
第一，看时间轴。
把家属说的时间点捋一遍：什么时候被带走的；最后一次家属联系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接到书面通知；有没有从协助调查变成刑拘。
刑事案件很多关口都和时间相关。错过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
第二，查信息。
如果家属给了大致案由、单位名称、涉案金额范围，我会快速检索一下这个地区、这个类型，在近几年有没有类似公开案例，大致看看当地对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习惯，是偏重处罚，还是有一定的从轻空间。
这一步，不是为了“抄答案”，而是尽快给自己建立一个参照系：知道这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题目，也知道哪些坑已经有人踩过。
第三，判断下一步工作的优先顺序。
是先尽快会见，稳定当事人；还是要先和承办人打个电话，确认现在的程序进展和下一步安排；或者要抓紧时间，让家属准备一些关键材料，比如劳动合同、财务往来、转账记录。
对家属来说，这些东西看上去都只是琐碎细节；对律师来说，这是在手机、电脑、账本、聊天记录之间，尽早搭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案件框架。
说得直白一点：当你以为自己只是打了一个咨询电话的时候，一个真正负责的刑事律师，其实已经开始在为后面的每一步做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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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在电话里，能帮案件做的三件事
很多家属都会问我一个问题：“现在我能做什么？是不是就只能等？”
我的回答通常是：“不能什么都不做，但也不能什么都去做。”
至少有三件事，是家属在电话之后、正式委托之前，就可以开始着手的：
第一，把事实和推测分开。
哪些是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哪些是别人告诉你的；哪些是你凭经验猜的。简单写在一张纸上，越早把这三类东西分开，后面越不容易被自己的揣测故事带偏。
第二，把材料和情绪分开。
把所有能想到的材料先收集起来：合同、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公司制度……不用急着解释，先把东西准备全。解释可以慢慢来，材料错过了就难以补救。
第三，把对外表达收紧。
在案件初期，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家属忍不住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发声：要么公开指责对方；要么把案件细节说得很具体。
短期来看，这些表达能缓解焦虑；长期来看，很多话一旦说出去，就很难收回来，有些甚至会成为以后卷宗里的内容。
对于这些，我一般会在电话中讲清楚：“不是让你什么都不说，而是希望你把该做的事放在该说的话前面。”
刑事案件里，家属是很重要的角色。一个冷静、有条理的家属，往往能让律师少走很多弯路，也能让当事人在看守所里，稍微安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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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接到的那一通电话，是这样的
如果问我，理想状态下的第一通电话，大概是这样的：
打电话的人先告诉我：“我是当事人的谁，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被带走的。”他会承认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全部事实，但愿意把“知道的”和“听说的”区分开来。他不会一上来就问：“能不能保证不判、能不能不抓人”，而是先问：“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他愿意配合，把我需要的资料一点一点补齐，而不是只想听一个“放心吧”。
如果能遇到这样的家属，对律师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在这样的合作关系里，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提前讲开：案件有可能很难，我们会尽全力，但不制造幻觉；有些环节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能做的是在有限空间里，把每一步尽量做到专业和极致；不会因为你情绪高涨，就在电话里许下做不到的承诺；也不会因为你暂时承受不了，就回避该告诉你的风险。
《为有辩护来》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句标语。它意味着，从当事人被带走的那一刻起，有人愿意站出来，用专业、用时间、用一点点不那么好听但必要的真实，陪他把这条路走下去。
而这一切，很多时候，都始于那一通看上去非常普通的电话。
如果哪一天，你不得不拿起电话，希望你知道：你拨出去的不是一个咨询，而很可能，是一个案件开始变得不一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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