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刑法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26年02月08日
原文作者简介：李梁，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思维导图
阅读札记
李梁教授《我国刑法中的“严重后果”及其主观归责问题研究》一文，立足刑法分则文本与司法实践，核心目的是解决“严重后果”主观归责的理论与实务难题。文章先以法条表述为标准梳理四类形态，打破同质化认知，为后续研究奠定事实基础；再据此剖析传统单一的“有认识说”或“无认识说”规则无法适配形态多样性的局限，凸显新方案的必要性；最终针对性提出以“是否需第三者或被害人不法行为介入”为核心的类型性关联归责路径，实现归责与规范属性的精准适配，兼顾责任主义与法益保护平衡。
一、核心问题：主观归责争议与研究逻辑
关于“严重后果”，我国刑法分则中有“造成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等表述，共涉及79个罪名、66个分则条文，涵盖刑法分则十大类罪对应的十章中的八章。此类表述通过量化危害程度界定刑事处罚边界，为司法裁量保留合理弹性，但也直接引发了刑法理论的核心争议：当“严重后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加重处罚条件时，其主观归责基础如何确立？简言之，行为人对“严重后果”是否需具备认知，才能将该后果归责于其自身？
为破解这一难题，论文构建了“实证梳理—理论批判—方案建构”的清晰递进逻辑：先通过梳理“严重后果”的规范属性（形态、属性）打破同质化认知，为后续归责研究提供事实支撑；再针对性批判传统单一归责学说（有认识说、无认识说）的局限，凸显新方案的必要性；最终提出以“介入”为核心标准的类型性关联归责路径，既回应理论争议，也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指引。这种递进逻辑的价值在于，避免脱离立法实际空谈理论，确保归责方案始终锚定规范本身的多样性。
二、实证铺垫：形态分类与属性解析
本部分是全文的基础，作者通过“形态分类与属性解析”的体系化梳理，核心目的是打破对“严重后果”的同质化认知，为后续类型性关联归责规则的构建提供事实与理论双重支撑。唯有先厘清这些基础属性，才能避免归责规则“一刀切”的弊端。这一梳理思路依照“立足文本、回应实践”为核心，是后续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一）四类形态的具体划分
作者明确以“条文表述方式”为核心标准，将“严重后果”的立法形态划分为四类，每类均对应典型罪名与明确规范特征：
1.概括型：仅笼统表述“造成严重后果”，未明确具体内涵，依赖司法裁量。此类占比最高。
2.半概括型：采用“具体列举+兜底条款”模式，平衡明确性与灵活性。
3.被包括型：嵌套于“情节严重”等综合要件中，与数额、次数等构成选择关系，需整体判断。
4.明确具体型：直接限定后果内容，无解释空间，仅见于刑法第408条环境监管失职罪，明确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二）“严重后果”的属性
1.基本特点
作者提炼出“严重后果”的核心特点：抽象性（多数依赖规范评价）、客观性（后果发生为客观事实）、不特定性（表现形式多样）、整体性（部分需融入整体情节）、事实和价值的双重属性（“后果是否存在”需进行事实判断，“是否达到严重程度”需进行价值评价。这一属性决定了归责必须兼顾事实与价值统一，是后续类型性关联归责的核心理论依据。）。
2.功能
“严重后果”的两大功能直接决定归责的差异化需求：
（1）决定犯罪成立：当基本犯与加重犯的构成中均包含“严重后果”时，无论其属于基本犯还是加重犯的要件，均为犯罪成立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
（2）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层面的“严重后果”并非个罪罪刑规范中单独列明的具体结果，而是对犯罪行为造成的各类有害影响的综合性考量与评价，核心属性属于犯罪客观方面要素，仅聚焦行为引发的外在不利影响，不包含犯罪主观因素。此类“严重后果”既包括直接损害与间接影响，也涵盖有形损害与无形危害，还可能是行为人可预见或难以预见乃至无法认识的结果。
3.立法的价值
作者总结“严重后果”的立法价值核心为两点，是我国刑法“既定性又定量”立法特色的重要体现：
（1）契合法律体系协同需求：通过量化危害程度，清晰区分刑事制裁与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边界，避免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同质化，适配我国二元制裁体系的体系性要求。
（2）贯彻刑法谦抑主义：将未达“严重”标准的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圈外，严格限制处罚范围，实现妥当处罚的核心目标。
三、理论批判：
传统归责学说的局限与核心症结
本部分遵循“先破后立”逻辑，核心结论是：传统归责学说因无法适配“严重后果”的规范多样性，难以平衡责任主义与法益保护，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评价难题。这一批判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紧扣前文梳理的规范属性，精准指向学说的核心缺陷。
（一）主流归责学说的核心观点
刑法理论界针对“严重后果”归责形成两类针锋相对的学说：
1.有认识说：主张行为人对“严重后果”需具备预见可能性（故意或过失），核心依据是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可避免结果责任，但可能因标准过严缩小处罚范围。
2.无认识说（客观的超过要素说）：主张“严重后果”无需行为人认识，仅为客观处罚条件，类似德日刑法理论，利于全面保护法益，但易扩大归责范围。
（二）传统学说的具体缺陷
两类学说的核心局限在于评价体系单一化，无法适配“严重后果”的规范多样性，具体缺陷如下：
1.有认识说：对行为人预见能力的要求过高，而“严重后果”的表现形式具有不确定性、与行为的关联逻辑复杂，要求行为人预见具体后果超出一般认知范畴；且该学说未顾及“严重后果”的类型差异及行为人对应的认知差异，既难以回应实践需求，也与“严重后果”的综合评价功能相悖，可能导致实质危害行为未被追责。
2.无认识说（“客观的超过要素”说）：存在系统性逻辑缺陷：其一，易将与犯罪行为无实质关联的后果纳入归责范围，导致归责边界模糊；其二，否定加重犯的非既遂形态可罚性，可能轻纵具有严重主观恶性的行为；其三，排除想象竞合犯的成立空间，割裂刑法评价的整体性，违背全面评价原则。
两类学说的共同症结在于：均试图以单一归责规则统摄所有形态、属性各异的“严重后果”，忽视了不同“严重后果”与犯罪行为的关联差异，最终无法实现责任主义与法益保护的有机平衡。
四、核心方案：
以“介入”为标准的类型性关联归责路径
本部分为论文核心创见，针对性弥补传统学说的片面性缺陷，核心逻辑是坚持类型化思维，以“严重后果与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类型性关联”为标准划分类型，匹配差异化归责规则，最终实现对“严重后果”主观归责的有效解释。
（一）以“类型性关联”为划分标准的必要性
作者明确提出以“严重后果与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类型性关联”作为划分标准，该选择的合理性源于传统归责学说的固有局限——有认识说与无认识说均仅具有片面合理性，无法充分解释“严重后果”的规范多样性。而类型化划分能够适配“严重后果”的多元形态，通过针对性归责规则破解单一学说难以全面回应的主观归责难题，确保解释结论的充分性与有效性。
（二）两类类型及差异化归责规则
1.与行为具有类型性关联的“严重后果”：指该后果是行为性质所内含、所决定的典型危害结果。因行为人对这类后果的预见可能符合其行为性质的认识，且此类犯罪的处罚需涵盖其非既遂形态，故必须适用有认识说，即要求行为人对该后果具备认识。这既是合理划定处罚范围的基础，也为处罚该类犯罪的非既遂形态提供了理论根据。
2.与行为不具有类型性关联的“严重后果”：指该后果通常并非行为直接导致，而是介入了被害人或者第三者的不法行为后所引发，行为与后果之间主要是“条件关系”。因行为人对这类后果的预见极为困难甚至无法具体区分，且其规范功能重在实现刑罚的惩罚与效率，故适用无认识说，不要求行为人对该后果有认识。这既避免了因证明困难而产生的处罚漏洞，也作为责任主义原则的合理例外，能够更好地适配该类后果所承载的综合评价功能，并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减轻证明负担、提升诉讼效率。
（三）类型化路径的核心价值
该路径核心价值在于：立足“严重后果”的形态与属性，打破传统单一规则的僵化困境，通过“介入”标准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类型性关联归责规则，精准解决“严重后果”的主观归责核心争议。同时有效破解加重犯非既遂处罚、想象竞合认定等司法难题，兼顾责任主义与法益保护，实现归责判断的可操作性，为相关争议提供体系化解决方案。
五、结语：理论范式与实践启示
李梁教授的研究核心价值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为“严重后果”的主观归责争议提供了可操作的差异化解决方案；其二，提炼出破解刑法概括性要件争议的通用范式——以法律文本为根基展开实证梳理，以类型化思维回应规范多样性，用体系化逻辑构建解决方案。
该范式的核心启示在于：面对刑法概括性要件，理论研究需跳出“单一规则万能”的认知误区，立足立法文本与司法实践的双向互动，通过精准把握规范属性构建适配性方案。刑法体系的精密化建构，关键在于以清晰分析框架引导规范说理，在保留规范弹性适配复杂实践的同时，筑牢归责公正根基，精准回应主观归责的核心争议。
撰写人：邓振融，广西大学法学院2024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刑法问题研究 | 编辑推送